程振邦这辈子见过很多死人。

山海关城墙上被炮弹撕成两半的旗兵，金陵城外饿死在逃荒路上的流民，二次革命时在南京街头被北洋军当街枪决的革命党，还有纳溪城外那个穿着参谋官军装、被地雷炸得面目全非的北洋军官——每一具尸体都是一段被打断的人生，他都记得。

但此刻，他蹲在叙永城北骡马市临时牢房后墙根的阴影里，望着天井里那盏摇摇欲坠的油灯出神。昏黄的光晕来回晃荡，把他和身后两名侦察兵的身影扯得时短时长。

灯下坐着一个逃兵。

准确地说是个大孩子。年纪看着最多十八九岁，缩在墙角的稻草堆上，膝盖顶着下巴，两只手抱着小腿，像一头被关在笼子里的幼兽。身上穿的北洋军装明显大了两号，袖口挽了整整三道还是拖到指节，领口的扣子掉了一颗，露出里面灰色的粗布衬衣。后颈上一道结了血痂的鞭痕从耳根一直延伸到衣领深处，伤口的边缘已经红肿发炎，他却像是感觉不到疼似的，只顾低头盯着脚边那只断了耳朵的草鞋发呆。

牢房里还有五个俘虏，都是北洋第七师的溃兵。一个胳膊吊着绷带，一个额上包着渗血的纱布，剩下三人在角落里盖着同一条破军毯，不知是睡着了还是昏过去了。整个牢房里没有人说话，只有油灯偶尔爆出一声微小的噼啪。

“就是他？”程振邦压低声音问。

蹲在旁边的侦察排长安子和把声音压得更低：“错不了。昨天第七师防区送过来的，一共六个俘虏，这个是押送途中逃跑，被抓回来单独关了一夜。送过来的文书上写的是‘临阵脱逃，待审’。”

“叫什么？”

“不知道，文书上没写名。押送的人说他从头到尾一句话没说过，打也不出声，骂也不吱声。都当他是哑子。”安子和顿了顿，“不过昨晚牢头换班的时候，听他半夜在哼歌。是滦州那边的调子。”

滦州。程振邦心里被什么东西轻轻扯了一下。那是沈砚之老家一带的民间小调，他在山海关时就常听那些从滦州来的兵在营房里哼起过。这个才十八九岁的大孩子，听口音竟是和沈砚之同乡。

他再次凝神细看牢房里的逃兵——少年抬起头来，侧过脸望了一眼窗外。灯光掠过他的脸，程振邦心里又是一沉。确实像。不是五官像，而是某种更深的、骨骼结构上的相似，尤其是侧光下面颊骨和下颌线的弧度，和他们那位此刻正在土地庙里等消息的沈副司令竟有六七分重叠。

难怪刘存厚会选中他。

安子和又靠过来一点：“程参谋，咱们是现在动手还是……”

“不急，先盯紧。”程振邦收回目光，把身体压回阴影最深处，在他们藏身的死角里把嗓音控制到最小，“牢房还有一个班的守卫，北街过去两条巷子就是省城特派员住的客栈。你们轮班盯着，子时前没动静，再动手。一切以安全为重。”

正说着，牢房外面的走廊上传来脚步声。一个穿护国军制服的值班排长走进来，手里端着半盆稀粥和几个杂粮饼子，往牢房的地上一放，声音硬邦邦的：“晚饭，吃完还有一顿明天早上，吃完明天那顿就上路。”

逃兵没有动。其他俘虏倒是先后爬起来去拿杂粮饼子，只有他和墙角那个额上包着纱布的伤兵没动。伤兵是实在站不起来，他是不想站。

值班排长看了他一眼，没说话，转身走了。

程振邦借着油灯的光看清了那“盆”稀粥——其实就是米汤上面飘着几片菜叶子和几块碎米粒，清澈得能从盆里看见盆底的裂纹。杂粮饼子也小得可怜，成人拳头大，灰褐色，不知道掺了多少麸皮和野菜。

侦察兵小六忍不住低声骂了句脏话：“就吃这个？咱们自己弟兄好歹还有顿干饭，这些俘虏也是中国人啊。”

安子和没吭声，但攥着枪带的手指关节发了白。

程振邦盯着那个逃兵。少年过了很久才伸手去拿饼子，动作很慢，像每一个关节都在犹豫。他把饼子掰成两半，一半塞进自己嘴里，另一半悄悄推到那个受伤站不起来的俘虏手边。然后继续缩回墙角，膝盖顶着下巴，恢复到那个仿佛可以一直保持到世界末日的姿势。

“不是哑子，也不是傻子。”程振邦在心里默默修正了自己的判断，“就是不想活了。”

这个结论让他很不舒服。一个十八九岁的少年，听口音是滦州人，和沈砚之同乡，被强征进北洋军当了炮灰，逃出来又被抓回去，抓回去又逃，最后被送到这个随时可能被处决的牢房里等死。他的人生比叙永城外的桃花还短，还没来得及开就谢了。

而现在，刘存厚打算用他的命换沈砚之的命。

程振邦理解刘存厚的逻辑——沈砚之是护国军的得力干将，手下有足足一个营的兵力，手里掌握着山海关起义以来积攒的军事经验和西南地区的情报网络。而牢房里这个逃兵只是一个谁都不认识、谁都不在乎的无名小卒，一个随时可能死在押解路上或被枪毙的人，用他的死换沈砚之的活，从军事效益上看简直是天底下最划算的买卖。

但那个逃兵把半个饼子悄悄推给伤兵的动作，让这笔买卖在程振邦心里变成了一块烧红的铁——吞不下，吐不出。

安子和忽然拍了拍他的手臂。程振邦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牢房的门又开了。这次进来的不是值班排长，而是一个穿长衫、戴金丝眼镜的中年人，身后跟着两名带短枪的便衣护卫。

李秉文。

程振邦浑身的肌肉瞬间绷紧。他把身体更深地压进墙壁的阴影里，反手按住腰间的驳壳枪，另一只手飞快地打了个手势让安子和与小六原地下伏。

李秉文站在牢房门口，用手帕捂着鼻子，目光在几个俘虏身上扫了一圈，然后定定地落在了缩在墙角的少年逃兵身上。他看了很久，久到身边的护卫都有些不自在了，才收回目光，转身对身后的人低声吩咐了几句。

“深夜探监，这个特派员也惦记上了逃兵。”安子和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

程振邦没有说话。他的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牢房里的李秉文，后背渗出一层冷汗。刘存厚挑中的替死鬼，省里来的特派员第一时间前来查看——李秉文分明对“沈砚之逃脱替死”这个计划有所察觉。他未必知道具体细节，但他至少知道今晚会有人试图掉包。

这意味着两件事：第一，告密者就在刘存厚的身边，而且级别不低；第二，如果今夜劫不走逃兵，这个与沈砚之身形相似的少年就会成为对方证实沈砚之“金蝉脱壳”的铁证。

李秉文走后不久，程振邦从墙根阴影里缓缓直起身体，压低声音对安子和下令：“子时行动，劫人。逃兵带走，其余俘虏分两路转移——三个随我们翻城墙去赤水河，另外两个走西门外小路去古蔺，分开走，别让追上的人一锅端。还有，”他的声音里忽然多了几分沉重，“人带出来之后，直奔土地庙，我要当面跟沈副司令请示一件事。”

安子和听见最后这句话，不解地看了程振邦一眼，但没有多问。

当夜子时，沈砚之在土地庙等到了一身脏泥的程振邦。程振邦没顾上解释衣服上的泥是从哪里蹭来的，他一手扶着门框稳住身形，一手指着门外挤在一起的俘虏们，深吸一口气把憋了一路的话硬生生压到最低音量。

“人带出来了，都在门口。六个，一个没少。”他的声音又干又急，每一个字都带着一线拼死压抑的焦灼，“但副司令你得亲自去看一眼那个逃兵。”

沈砚之放下手里的怀表看过去。那个少年穿着那件大得离谱的北洋军装靠在门框上，灯光斜斜地打在他脸上。他确实不像一个已经十八岁的成年人，更像一棵被暴风雨连根拔起却还在泥土最后粘连处拼命吸水的野草。

沈砚之看着他，他也看着沈砚之。两个素不相识的人在这间破旧的柴房里无声对视，一个穿着死人的军装站在案前，一个穿着大两号的军装靠在门外。灯光晃过他眼窝时他才意识到对方和自己之间的确有几分说不清的相似。

“我把人带回来不是为了让刘旅座拿他当替死鬼。”程振邦第一次在人前用这种直截了当的语气跟沈砚之说话，“他是滦州人，你听他的口音。”

少年忽然抬起头，嘴角的血痕在灯下暗得发黑。他开口说了被俘以来的第一句话，声音嘶哑到像被砂纸打磨过无数遍的铁皮：“我是滦州人，沈副司令。你也是滦州人，我爹以前跟着你父亲在山海关练兵。”他停了一下，“我爹叫赵老顺，死在下关码头——替沈家扛伤兵的时候被清军绊了马索。”

沈砚之的脑海里炸响了什么，炸得彻底且无声。赵老顺，山海关民团火头兵，滦州赵家屯人。他父亲在世时常常念叨老顺是个乐天派，哪怕做的是火头军也成天唱滦州小调，做饭又好，一碗疙瘩汤能唱哭离家的新兵。宣统三年雪夜起义，他在巷战中冒死救了好几个伤兵。后来沈砚之在山海关清点阵亡名单时，亲手在“赵老顺”那个名字上用毛笔描了三遍。

沈砚之定定地看着少年，沙哑地开口：“你叫什么？”

“赵栓子。”

“赵老顺的独苗。”

“嗯。”少年站在门口，把那双破烂的草鞋并拢站得规规整整，颤抖着抬起右手，整了整那件大两号军装的领口——领子早被磨开了线，棉絮从破洞里往外钻。

沈砚之走过去，站定在他面前，把声音压得极轻但极坚定：“你爹不是死在溃败中。起义那夜战况紧急，他被一队清军堵在巷子里，我们带人赶到的时候他已经身中两枪还在用扁担挡清军的马刀。他把命给了我沈家的伤兵，我欠赵家一条命——栓子跟我们一起活下去。”说完手起掌落扇熄了油灯。

柴房陷入黑暗。黑暗中只有沈砚之翻开怀表的声音和远处永宁河的涛声。

同一时刻，如意客栈二楼最东头那间客房里灯还亮着。李秉文坐在灯下翻看从电报房调来的近几日通讯记录，郭秘书长在旁边整理明日要交给刘存厚的“奸细名单”。两份名单一份明早送刘存厚案头，另一份由他亲自锁入公文包底层夹层。

李秉文摘下金丝眼镜，用指尖按着眉心，忽然没头没脑地问了一句：“今晚城北有什么动静？”

一名便衣护卫低声回答：“看守说有一批俘虏在天黑之后被转移，具体去向待查。”

李秉文把眼镜重新戴上，那张温文尔雅的脸上有一种奇异的笑意一闪而逝，像是棋手终于等到了对手落子。

他没有再说话，只是把名单夹进公文包里，起身走到窗前。窗外便是叙永城的夜空，远处群山黑沉沉的轮廓如巨兽蹲伏。而更远处，在赤水河的方向，依稀能看到一点微弱的光——不知是渔火还是信号。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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