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峥在档案馆待了四天才把老鬼要的材料找齐。

不是材料太多。

是他在躲。

四天里他只在每天凌晨回一趟临时住处换洗，其余时间把自己埋在二楼东南角那间恒温恒湿的特藏室里。老鬼给他配了一把钥匙，没问他要找什么，也没问他什么时候还。

陆峥知道自己应该专注。

“深海”计划的安保方案还差最后三套应急预案没有敲定。沈知言实验室的防火墙在四十八小时前刚刚抵御过一次DDoS攻击，马旭东熬了两个通宵，黑眼圈重得像是被人揍了两拳。夏晚星那边的反馈也不乐观——她跟踪的那条商业往来线索，在高天阳的账户里兜了三圈，最后指向一家注册地在开曼群岛的空壳公司。

所有人都很忙。

只有他把自己关在落满灰尘的特藏室里，一页一页翻那些发黄的卷宗。

卷宗是1987年的江城工业局人事档案。

他父亲的。

陆铮。

这页纸他三天前就找到了。

薄薄一页半，手写体蓝黑墨水，钢笔字迹工整得近乎刻板。父亲那年三十二岁，从南京调任江城工业局技术科副科长，专业特长栏填着“机械制造与自动化设备维护”，家庭住址栏填着“江城西城区柳林街17号院家属楼3单元402室”。

那是陆峥出生前一年。

也是他父亲“因公殉职”前四年。

陆峥把这页档案复印了一份，原件归还原位。

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找这些。

父亲死的时候他才六岁。

六岁的孩子能记住什么？记住母亲在殡仪馆哭到晕厥，记住院子里的大人们用那种“这孩子真可怜”的眼神看他，记住父亲单位送来的抚恤金装在牛皮纸信封里，母亲数了三遍，然后把它锁进五斗橱最深的抽屉，再也没打开过。

他没记住父亲的脸。

家里甚至没有一张父亲的单人照片。唯一一张全家福在他八岁那年搬家时弄丢了，母亲找了一夜，第二天早上红着眼眶说丢了就丢了，以后别找了。

他后来真的没找。

直到老鬼说：“夏明远可能没死。”

直到他接过“深海”计划的安保任务，第一次踏进江城。

这座城市认得他。

他离开时六岁，回来时三十四岁。二十八年足够把柳林街17号院拆成商业综合体，足够把母亲头上的黑发染成灰白，足够把一个人对父亲的记忆磨成一页薄薄的档案。

但不够让他不想起。

陆峥把复印页折成小方块，塞进记者证的内夹层。

窗外的天已经黑了。

特藏室没有窗户，他不知道自己在这里坐了多久。腕表指针指向九点十七分——他错过了和夏晚星约好的电话时间。

手机屏幕亮着三通未接来电。

他按灭屏幕。

把钥匙还给老鬼时，老鬼正在一楼阅览室整理当天归还的旧报纸。他戴着那副老花镜，镜片后的眼睛从镜框上方看过来，没有问他这四天找到了什么。

只说：“明天来我办公室一趟。”

陆峥说：“好。”

他走出档案馆大门。

江城十一月的夜风灌进领口，带着长江边特有的、湿漉漉的冷。

他站在台阶上点了一支烟。

刚吸第一口，手机震了。

来电显示是一串陌生号码。

他接起来。

对面沉默了三秒。

然后一个男人的声音从听筒里传过来。

“陆峥。”

不是问句。

陆峥把烟按灭在垃圾桶顶端的烟灰缸里。

“你谁？”

对面又沉默了一会儿。

“柳林街17号院。”那个声音说。

“家属楼3单元402室。”

陆峥的手指顿住。

那是他二十八年没有对人说过的地址。

“……陈默？”

电话那头没有否认。

“明天下午三点，”陈默说，“江城刑侦支队，我办公室。”

他顿了顿。

“你一个人来。”

电话挂断。

陆峥站在档案馆门口，握着那枚按灭的半截烟蒂。

他忽然想起六岁那年的夏天。

院子里有一棵梧桐树，树干上刻着两个人用铅笔刀划下的名字。

左边是“陆峥”，笔画歪歪扭扭，是他刚学会写自己名字那年刻的。

右边是“陈默”，刻得比他深，也比他工整。

他已经忘了那些字后来怎么样了。

就像他忘了柳林街17号院后来被拆成了什么样子。

第二天下午两点四十五分，陆峥把车停在江城市刑侦支队对面的临时车位上。

他没急着下车。

隔着挡风玻璃，他看着那栋十二层的灰白色建筑。

他在心里演练过很多种和陈默重逢的场景。

会议室。审讯室。某个命案现场的警戒线外。或者干脆是在街头擦肩而过，他需要靠警服辨认，陈默需要靠他主动开口。

他没有演练过陈默给他打电话。

用那种他八岁之后就没听过的、压着什么东西的声音。

“柳林街17号院。家属楼3单元402室。”

不是套话。

不是陷阱。

是陈默在告诉他：我知道你是谁。

也记得你是谁。

三点整。

陆峥推开刑侦支队三楼副支队长办公室的门。

陈默站在窗边。

他比陆峥记忆里高了很多，宽了很多，肩膀把警服撑出坚硬的轮廓。侧脸对着门，下颌线条像那年梧桐树干上刻的名字一样，很深，很硬。

他听见开门声，没有回头。

“陆峥。”

还是昨晚电话里那个声音。

没有“好久不见”。

没有“你这些年去哪了”。

只是像二十八年前他们还在柳林街17号院的梧桐树下，他喊一声，另一个回头。

陆峥在他身后三步的位置站定。

“刑侦支队副支队长，”他说，“比我预想的高。”

陈默终于转过身。

陆峥看清了他的脸。

二十八年前那个瘦得脱相、跟在自己身后捡玻璃弹珠的小男孩，如今眼角有了细纹，眉骨上多了一道旧疤，嘴唇抿成一条不苟言笑的直线。

只有那双眼睛没变。

黑得很深。

像梧桐树下被他们用铅笔刀划过的那块树皮，雨水浸进去，怎么晒都晒不干。

“坐。”陈默说。

他自己没有坐。

他走到办公桌前，从抽屉里取出一只牛皮纸信封，放在陆峥面前。

陆峥没有动。

“这是什么？”

陈默没有回答。

他绕过办公桌，在陆峥对面的椅子上坐下。

两个人隔着那张堆满案卷的桌子。

二十八年后第一次面对面。

“我爸死了。”陈默说。

陆峥的瞳孔微微收紧。

“……什么时候？”

“1987年11月19日。”

陈默的声音很平，像在念一份归档三年的结案报告。

“江城工业局技术科科长陈兆年，因涉嫌泄露国家机密，接受组织审查期间，于1987年11月19日凌晨，从工业局家属楼6号楼天台坠落身亡。结论是畏罪自杀。”

他顿了顿。

“那一年我七岁。”

陆峥沉默。

1987年。

他父亲死后的第三年。

“你爸……”陈默看着他，“他叫陆铮。”

不是问句。

“1984年3月12日，江城西城区柳林街与建设路交叉口，一辆失控的卡车冲上人行道。陆铮推开了一个七岁的男孩，自己被撞出去十二米。”

他的声音仍然很平。

“那个七岁男孩是我。”

陆峥没有说话。

二十八年。

没有人告诉过他父亲是怎么死的。

母亲只说“因公殉职”，单位只说“意外事故”，抚恤金发了、追悼会办了、骨灰盒葬进了城西烈士陵园。

没有人说那辆卡车是怎么失控的。

没有人说父亲推开的孩子后来怎么样了。

他曾经想过，那个孩子应该和他同岁，应该也在某个院子里长大，应该也念书、工作、成家。

他唯独没有想过——

那个孩子叫陈默。

“你一直知道。”陆峥说。

陈默没有否认。

“我知道救我的那个人叫陆铮，”他说，“知道他有个六岁的儿子叫陆峥，住在柳林街17号院3单元402室。”

他顿了顿。

“我不知道他儿子后来去了哪里。”

他低下头，看着自己搁在桌面上的手。

那双手很大，骨节粗砺，虎口有老茧——是常年握枪和卷宗磨出来的。

“1987年我爸死了以后，我妈带我搬离了柳林街。她改嫁了，继父姓陈，我就跟着姓了陈。”

他的声音低下去。

“她把我爸所有的照片都烧了，不让我提过去的事，不让我回柳林街，不让我打听任何人。”

“她说，忘记才能活下去。”

陆峥看着他。

陈默没有抬头。

“我记了二十八年。”他说。

他慢慢从椅子上站起来。

绕过办公桌。

走到陆峥面前。

一米七八的男人。

一百五十斤的体重。

警服上的肩章、胸徽、臂章加起来不到三百克。

但他此刻站在那里。

像一个七岁男孩。

站在1984年3月12日的柳林街口。

看着一个陌生的叔叔把自己推开。

看着那辆失控的卡车撞上那个叔叔的身体。

看着血从那个叔叔的脑后渗出来，在初春还结着薄冰的路面上洇成深红色的一摊。

他蹲下来。

那个叔叔还睁着眼睛。

嘴唇动了动。

没有声音。

他凑近去听。

那个叔叔说——

“小峥……”

他在喊自己的孩子。

他在最后一刻想的不是自己救了谁。

是他再也回不去的家。

陈默站在陆峥面前。

二十八年来第一次。

他把手从身侧抬起来。

抬得很慢。

像那年梧桐树下，他把从家里偷出来的玻璃弹珠分给陆峥一半，伸出手时也是这样慢。

“对不起。”他说。

那只手悬在半空。

没有落下。

陆峥看着他。

二十八年前那个跟在他身后捡弹珠的男孩，如今比他高小半个头，肩膀宽得像一堵墙。

但那双手没有变。

虎口有茧，掌心有薄汗。

像那年把玻璃弹珠塞进他手里时一样。

陆峥伸出手。

握住了。

陈默的肩胛骨在他掌心下轻轻震了一下。

只有一下。

然后那堵墙慢慢卸下力道。

窗外的天阴了一整天，此刻终于漏下一线薄薄的日光。

斜照进来，落在办公桌上那堆案卷的塑料封皮上，反出细碎的白。

陈默抽回手。

他转身走回窗边，背对着陆峥。

“我爸不是自杀。”他说。

陆峥看着他的背影。

“1987年11月18日晚上，有人来过我家。”

他的声音很平，像在陈述一条不需要佐证的事实。

“我妈不记得了。她只记得第二天早上有人来通知，说我爸跳楼了。”

他顿了顿。

“但我记得。”

“那天晚上下了雨，那个人没有打伞，站在楼道里和我爸说话。他戴着鸭舌帽，帽檐压得很低，我看不见他的脸。”

“我只听见他说了一句话。”

陈默转过身。

他看着陆峥。

“他说：陈科长，你儿子很聪明。”

陆峥的呼吸停了一瞬。

“第二天凌晨，”陈默说，“我爸从六号楼天台跳下去了。”

办公室里静了很久。

日光从窗边斜过来，把那道二十八年前的旧疤映成淡金色。

陈默没有再说话。

陆峥也没有。

他们隔着这间堆满案卷的办公室。

隔着1987年11月18日那夜谁也没有看清的脸。

隔着柳林街17号院梧桐树下，两个男孩用铅笔刀刻在树干上的名字——

左边是陆峥。

右边是陈默。

那些字后来被拆掉了。

它们和整条柳林街一起，变成2003年城市规划档案里的一行备注：“已拆迁，原址改建商业综合体。”

但它们没有被忘记。

陈默记得。

陆峥也记得。

“那个人，”陆峥开口，“你后来见过吗？”

陈默没有回答。

他从窗边走过来，重新坐回办公桌后。

拉开右手边第三个抽屉。

取出一只档案袋。

封口是新的，没有拆过。

他把档案袋放在陆峥面前。

“三个月前，”他说，“有人把它寄到刑侦支队。”

陆峥看着那只档案袋。

封面上没有寄件人地址。

只有一行打印体字：

“陈兆年案·补充证据”。

“我没有拆。”陈默说。

他顿了顿。

“我在等你来。”

陆峥拿起档案袋。

封口处贴着的透明胶带在日光下泛着细密的折光。

他用指甲划开封口。

取出里面的东西。

是两张照片。

第一张是黑白照，边角泛黄，拍摄年代至少在三十年以前。

照片上是一男一女。

男人穿着八十年代流行的藏青色中山装，面容清瘦，眉眼间带着知识分子特有的沉静。

女人梳两条辫子，穿碎花衬衫，怀里抱着一个婴儿。

男人的脸陆峥认识。

那是他父亲陆铮。

二十八年前殉职的江城工业局技术科科长。

女人的脸他不认识。

不是他母亲。

第二张是彩色照，拍摄时间标注在背面——2023年9月17日。

三个月前。

照片上是一个老年妇人。

银发，瘦削，穿深灰色开衫，站在一座老旧的居民楼下。

她没有看镜头。

她在看楼上某一扇窗户。

陆峥翻转照片。

背面有一行手写字迹。

蓝色圆珠笔。

笔迹很老。

像握笔的人已经很久没有写过字。

“陈科长，你儿子很聪明。”

“但你不知道你妻子也怀孕了。”

“她叫夏晚星。”

陆峥的手指停在照片边缘。

日光从窗边一寸一寸挪过来。

落在那行蓝黑色的字迹上。

像1987年11月18日那夜的雨。

淋湿了那个戴鸭舌帽的***在楼道里说出的第一句话。

也淋湿了二十八年后，这间堆满案卷的办公室里，两个柳林街男孩重逢时，谁都没有说出口的——

故人归处。

窗外，江城十一月的天终于放晴了。

很薄的一层光。

把陈默眉骨上那道旧疤映成淡金色。

他没有问陆峥在看什么。

他只是在陆峥起身离开时，对着那扇已经关上的门。

很轻地说：

“她很像你。”

（第0111章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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