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机印”的问世，如同在平静的湖面投下巨石。初始的涟漪或许局限于“天工苑”那高墙之内，局限于朝堂高层的密议与忧虑，但随之激起的滔天巨浪，却以惊人的速度席卷了整个帝国的知识生产与传播体系，并迅速蔓延至市井民间，深刻触动着社会最敏感的神经——知识的价格与获取门槛。

变化首先发生在长安、洛阳这两都的书籍市场。

东西两市的“书坊”聚集区，以往总是弥漫着一种混合了陈年墨香、纸张气息和淡淡霉味的、略带清冷矜持的氛围。这里交易的，主要是手抄本、少量珍贵的雕版印本（多为佛经、历书或需求量大的经典），以及从更遥远的南方（如成都、扬州）流入的刻本。书价昂贵，一部像样的《诗经》或《论语》手抄本，往往需要数贯甚至十数贯钱，相当于普通农户数月的开销。一卷名家注释的经义，或一部新近流行的诗文集，更是价值不菲，常被藏书家或富家子弟视为可居的奇货。购书、藏书，是财力与身份的象征，更是士族阶层维系文化垄断的重要壁垒之一。

然而，在“神机印”成功运行数月后，市场的坚冰开始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融化。

先是东市一家名为“文华阁”的老字号书铺，在店门口挂出了醒目的新招牌：“新法精印《孝经》《论语》，字大清晰，每册仅售三百文！”  这个价格，在当时堪称石破天惊。以往，一部手抄的《论语》，品相稍好的，动辄两三贯钱。即便是较为粗劣的坊间抄本，也要近一贯。三百文？不过是一匹普通绢帛的价格，一个中等户人家咬咬牙也能承受。

起初，人们以为是噱头，或是粗制滥造的劣品。但当好奇的人们涌进店铺，看到那摆得整整齐齐、散发着新鲜油墨味道的一摞摞新书时，全都震惊了。纸张是略糙但厚实耐用的竹纸，字迹是用统一的、清晰端正的“唐楷”印刷，墨色均匀，装帧虽是简单的线装，但结实整齐。翻开来看，内容准确无误，正是官府颁布的“标准本”。虽然比不上名家手书的飘逸，也没有精良雕版印本的那种古拙韵味，但便宜、清楚、易得，对绝大多数只是需要阅读内容而非收藏把玩的人来说，这已足够了。

“文华阁”的掌柜姓郑，是个精明又有些魄力的商人。他通过特殊渠道（实则是“天工苑”下属的“官营印书馆”对外试探性合作），以极低的价格批发了首批数百册“机器书”，试探市场。结果，短短半日，被抢购一空。长安城中，消息灵通的寒门士子、小富之家、乃至一些开明的私塾先生，闻风而动。

紧接着，仿佛是约定好一般，西市、东市其他几家有门路的大书商，也相继推出了类似价格的“机器书”，品种也从《孝经》《论语》扩展到《千字文》《百家姓》《急就章》等启蒙读物，再到《算学启蒙（简本）》《农桑辑要（选编）》《千金方（常见方剂篇）》等实用书籍。价格从一百多文到五六百文不等，视篇幅和纸张而定。以往需要数年抄写或重金求购才能凑齐的“蒙学套装”（《千字文》《百家姓》《三字经》等），如今加起来还不到一贯钱！

书市的格局，几乎在一夜之间被改写。那些专门为人抄书为生的“经生”和中小型抄书铺，首先感到了刺骨的寒意。他们的手抄本，在价格上完全无法与“机器书”竞争，即便在书法艺术性上略有优势，但对于绝大多数普通购买者而言，这点优势在低廉的价格面前不值一提。一时间，许多经生失业，抄书铺门可罗雀。

更大的冲击波，则传向了书籍的源头——那些依赖出售家藏珍本、手稿或垄断某些经典注释版权的世家大族和著名藏书家。一部罕见的善本、孤本，其价值或许不会因“机器书”的出现而立刻贬损，因为它承载的是文物和稀缺性价值。但那些相对常见、但以往因抄写不易而价格不菲的经典著作及其流行注释本，其“知识载体”的商业价值却在急剧缩水。一个寒门学子，现在只需花费以往十分之一甚至更少的钱，就能获得与世家子弟内容无二的《五经正义》或《史记》选本（虽然可能是节选或白文本）。知识获取的经济门槛，被这钢铁机器和廉价纸张，硬生生地削去了一大截。

变化不止于此。随着“官营印书馆”产能的提升和技术的初步扩散（在严格管控下，部分非核心的印刷机组件开始由指定的民间工坊承制），印刷的内容也开始迅速多样化。除了经典的“官刻”正经正史、启蒙读物、实用农医书，一些敏锐的书商开始尝试新的领域。

首先是科举应试参考书的“泛滥”。以往，某位名师的“时文点评”、“经义精要”、“策论范文”，往往只在少数门生故旧中传抄，或被书商以高价刊刻少量出售。如今，这些“考试秘籍”被迅速收集、整理、印刷，以几百文一册的价格在书肆公开出售。虽然质量参差不齐，但无疑为那些缺乏名师指导、信息闭塞的寒门学子打开了一扇窗，尽管这扇窗可能有些扭曲。

其次是通俗读物的兴起。以往难登大雅之堂，主要依靠说唱艺人表演和少量手抄流传的“变文”、“俗讲”（佛教故事通俗化文本），以及一些市井传奇、志怪故事，开始被整理成文，配上简单的木刻插图，印制成巴掌大的小册子，称为“话本”或“小说”。这些读物语言浅白，故事性强，价格极低（几十文到百来文），迅速在识字率稍高的市民、小商人、甚至部分家境较好的农户子弟中流传开来。东市一家名为“聚文斋”的书铺，因连载印刷一部名为《梁公案》（以狄仁杰为原型加工的侦探故事）的“小说”而名声大噪，每出新卷，购买者排成长队。

更让一些人（尤其是士大夫）蹙眉的，是一些“非正统”言论的私下流传。有对现行政策隐晦批评的打油诗，有对官员逸闻的调侃小段，甚至有对经典另类解读的“歪批”。这些文字篇幅短小，印制粗糙，往往不署作者真名，只在熟人间悄悄传递，或在某些茶馆酒肆的角落被人低声诵读、讨论。虽然规模尚小，但这是一个全新的、不受完全控制的言论空间萌芽的迹象。

“书籍价如纸”不仅是一句形容，在长安、洛阳的一些街头巷尾，甚至开始出现“论斤卖书”的摊贩！卖的自然是些最粗劣的竹纸印刷的启蒙读物或过期历书，但“书”与“纸”在价格上的趋同，其象征意义令人震撼。知识载体，正从昂贵的奢侈品，快速滑向普通消费品。

这股风潮，以两都为中心，顺着发达的驿道和商路，迅速向帝国各州县扩散。

在扬州、成都、广州、江陵、汴州等大城，很快出现了专门售卖“长安新书”、“洛阳印本”的书铺。虽然加上运费，价格比两都稍贵，但相比以往的手抄本，依然是天壤之别。地方上的富户、乡绅、乃至一些比较开明的州县学官，开始成批订购这些廉价书籍，或充实家塾，或捐赠给本地的书院、义学。

一个在洛阳发生的真实故事，很快传为“佳话”或“警示”，取决于听者的立场：一位来自河北道的寒门士子，姓张，在洛阳备考科举。往年，他需要花费大量时间为人抄书，才能换取购买必要书籍的微薄资金，且往往只能买到残缺不全或字迹潦草的抄本。今年，他用替人写家信攒下的几百文钱，在东市一次性购买了一套“机器版”的《五经》白文（无注释的纯文本）和几册时文选集。他捧着那摞散发着墨香、字迹清晰的新书，回到租住的小客栈，关上门，竟激动得流下眼泪。他对同窗感叹：“往日为求一《毛诗》郑笺善本，辗转求告，费尽资财而不可得。今有此物，虽无先儒妙解，然经文无讹，可时时诵读揣摩，所费不过往日一月之炊。天助寒士，莫过于此！”

这个故事，被“格物院”下属新成立的“文宣署”（负责官方出版物和宣传）有意无意地记录下来，稍加润色，登载在刚刚试刊的、面向低级官吏和士子的《两都邸报》（内部传阅性质）上，作为“新法惠民、文教昌明”的例证。但在某些高门大族的书房里，这个故事被反复提及，语气却充满了忧虑。

“寒门子，粗通文墨，耗资数百，即可得经书而读。长此以往，读书种子，将遍及乡野，不复为我辈所专也！”  一位致仕的崔姓老侍郎，在家族的私议中，捻着胡须，面色凝重，“更遑论那些市井小说、歪理邪说，流播于贩夫走卒之口，蛊惑人心，败坏风俗。礼崩乐坏，恐自此始！”

知识垄断的壁垒，出现了第一道巨大的裂痕。虽然世家大族依然掌握着最精深的学问传承、最优质的师资、最广阔的人脉，以及科举入仕的关键“通行证”——声望与荐举，但他们再也无法轻易地用“无书可读”这道经济枷锁，将绝大多数寒门子弟挡在学问的门外。上升的通道，虽然依旧狭窄崎岖，但入口处的光线，似乎明亮了一些。

市场的反应是迅捷而逐利的。巨大的需求刺激了生产，也催生了混乱。除了“官营印书馆”和几家获得特许的大书商，一些中小作坊开始铤而走险，试图仿制简易的印刷工具，或偷偷翻印热门书籍。纸张、油墨的需求量激增，相关作坊日夜赶工。盗版、粗制滥造、内容错讹的问题开始出现。一本名为《杜工部诗选》的册子，在洛阳被发现其中混入了不少中唐乃至晚唐诗人的作品，甚至夹杂了几首明显是时人伪托的艳诗，闹出不小笑话。

面对这骤然加速、且夹杂着混乱的知识传播浪潮，朝廷的反应是复杂而迅速的。

一方面，武则天和李瑾乐见于此。降低知识获取门槛，普及基础教育，提升民间识字率和基本文化素养，是增强国力、选拔更多人才、推广政令、稳固统治的长期战略。机器印刷是他们达成这一目标的高效工具。因此，朝廷通过“官营印书馆”，继续大规模、低成本地印制标准蒙学教材、农桑医工实用手册、朝廷律令文选，并以补贴价格或无偿方式，向各州县学、新筹建的“公立书库”（图书馆的雏形）发放。同时，鼓励印制有利于教化、宣扬忠孝节义、记录朝廷德政的“正面”书籍。

另一方面，对汹涌而来的商业化印刷和随之可能产生的“有害信息”，警惕性提到了最高。狄仁杰领衔的“出版刊印条格拟定小组”加快了工作节奏。在正式律法出台前，朝廷连续发布了几道敕令：明确所有印刷作坊必须向官府登记，领取“书帖”（类似许可证）；严禁私自雕印、售卖“妖书妖言、谤讪朝政、亵渎经典、淫秽词曲”；对翻印他人书籍引发诉讼的，予以严查；要求书籍必须注明印制书坊、印行时间，以备查验。

然而，监管的速度似乎总是追不上市场扩张和技术扩散的速度。尤其是在两都之外，天高皇帝远，一些胆大的商人开始利用监管的空白地带。更让一些有识之士担忧的是，知识获取的容易，是否会带来思想上的“混乱”？当经典不再神秘，当“非正统”的言论可以轻易获得，当“考试秘籍”让寒门士子以为找到了捷径，当“小说闲书”吸引了大量民众的闲暇时间……这究竟是在开启民智，还是在消解严肃，是在普及教化，还是在助长浮躁？

长安皇宫的高阁上，李瑾再次与狄仁杰凭栏而立，这次他们俯瞰的不是璀璨的夜市灯火，而是暮色中逐渐亮起更多寻常灯火的城市。那些灯火下，可能正有一个寒门士子在如饥似渴地阅读新买的廉价经书，可能正有一家人围听识字的孩子磕磕绊绊地读着新出的“小说”，也可能正有人私下传阅着某些不署名的讽喻诗。

“书籍价如纸……”  狄仁杰轻叹一声，语气复杂，“寒门有望，教化可期，此乃殿下不世之功，利在千秋。然，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知识若水，闸门一开，固可灌溉万顷，亦恐泛滥成灾。老臣近日所审‘出版条格’草案，愈感其难。管得太死，则新机窒息，与旧时无异；放得太开，则鱼龙混杂，邪说横行。这其中的分寸，实难把握。”

李瑾沉默片刻，缓缓道：“狄公，这是千年未有之变局，无成例可循。我们是在摸着石头过河。然，有三点须臾不可忘：其一，开民智、广教化的方向不可逆，此乃国本所系，大势所趋。其二，规矩必须立，无规矩不成方圆，尤其是谤讪朝政、动摇国本、诲淫诲盗、泄露机密这四条红线，必须严防死守，违者重惩。其三，疏导胜于堵塞。与其让邪说暗流涌动，不如让正理、有用的知识，以更便宜、更便捷、更有趣的方式，充斥市面。人们有好的、有用的书可读，自然对那些糟粕兴趣大减。”

“殿下是说……以正压邪，以多胜少？”  狄仁杰若有所思。

“正是。机器印书，如同开凿了一条新的大河。我们要做的，不仅是修筑堤坝，防止洪水泛滥；更要积极引导，让清澈的、有益的活水成为主流，灌溉四方。官营印书馆，要印百姓需要的、喜欢的、能学到东西的书。农书、医书、算书、律法常识、忠孝故事、甚至好的小说传奇，都可以印。让正道的知识，像阳光、空气和水一样，以最低的成本，渗透到社会的每个角落。当大多数人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都被‘正’的东西占据时，‘邪’的生存空间自然就小了。”

李瑾的目光投向远方沉沉的暮霭：“这很难，比造出十台‘神机印’更难。这需要持续地投入，需要聪明人去做事，需要不断调整策略。但这是一条我们必须走，也只能走下去的路。因为，知识的大门一旦打开，就再也关不上了。与其恐惧失控，不如学会驾驭这头巨兽，让它为我们所用，为这个国家，为这个文明，开拓出更广阔的未来。”

夜色渐浓，长安城的灯火越来越多，越来越密。那每一盏灯下，都可能有一颗被廉价书籍点燃的、求知的心灵，或是一个被新式话语搅动的、不安的灵魂。知识的价格，正在如纸片般飘落。而知识的重量，以及它所能引发的力量，却刚刚开始显现。一场静默而深远的革命，已然随着墨香，悄然弥漫在大唐的每一寸空气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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