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秀清听到这里，面色忽地一沉，不悦道：「你是说咱们的水师，比不上北殿的水师，更不是英夷的对手？」

    虽说杨辅清是基于现实出发对北殿和英夷水师的战力进行了客观的评估，说得也是实情。

    但心气向来很高的杨秀清在听到堂堂天京中枢的水师，居然比不上北殿水师和洋夷水师，心下还是有几分不痛快。

    也就杨辅清是他亲信倚重之人，换作其他人在他面前这么说，一顿板子是少不了的。

    「臣不敢，我殿水师较之北殿水师和洋夷水师亦有优势。」杨辅清赶忙找补道。

    「北殿水师和英夷水师强在船器，我殿水师强在精神，强在将士有向死之心，强在我等心诚，有天父天兄赐福庇佑。」

    天京中枢的粮米来源主要有三。

    一为天京中枢自产自购。

    二为南殿和翼殿从江浙、安徽的进献，杨秀清虽压不住彭刚，但暂时还是能压得住冯云山和石达开。只是近年翼殿有北殿化的趋势，南殿随著兵员以及殿内脱产食利人员急剧膨胀，南殿本身粮食消耗量也与日俱增。

    这条粮食来路每年为天京中枢贡献的粮食一年少过一年。

    三则为向北殿采购，这条粮食来路是天京中枢最稳定，也是最主要的粮食来路。

    北殿虽不愿像南殿和翼殿那般，无条件地向天京中枢进献粮米，但愿意以银钱购买，物物交换的方式，以略低于江南粮价的价格为天京中枢提供粮食。    天京地区生活著上百万不直接从事粮食生产的脱产人员，稳定的粮食供应非常重要。

    毫不客气地说，从武昌输运至天京的粮食，是东殿维系统治权望的压舱石。

    英夷若真进犯长江，阻塞长江航运，首先受到影响冲击的不是北殿和翼殿，而是天京中枢。没了北殿治下湖广江西的粮食供应，天京中枢的军粮恐怕难以为继。

    虽说北殿不奉东殿的号令，东殿节制不了北殿不是一日两日了，两殿之间关系冷淡得很。

    可于大局，于天国兄弟的情分，甚至就说东殿自身的利害，英夷若真进犯长江，东殿也应当极力拦阻。尽管英夷坚船利炮，东殿的水师很可能挡不住，陆上李鸿章占了徐淮二府之后，两路并进，一路自徐淮南下，一路从上海发兵，两面咬著天国在江苏的残地不放。东殿在各处防务都吃紧，兵力也很紧张。东殿的兵，论数目不算少，可广西、湖南出来的老兄弟，随著战事的消耗，一年少过一年，江南新补的兵员，论胆气和忠心都比老兄弟差上一大截，战力肉眼可见的下滑。  

    杨秀清思虑权衡再三，还是做出了决定：「英夷若进犯长江，我必守之，不是为北殿守，是为咱们自己守。至于北殿派遣水师协防一事，还是算了，我们的江防，还轮不到北殿来操这个心。天京的江防，就由你亲自负责。」

    虽然杨秀清做出了守江据夷的决断，但终究还是对北殿有防备。

    北王的名声在天京不错，北王除了对天父天兄信仰不够虔诚，不敬东王和天王，也没有什么其他的缺点了。

    北王信仰不诚，不敬杨秀清和洪秀全对杨秀清和洪秀全而言是难以忍受之事。

    但对下面的人未必，东殿之中有不少心里向著北王之人，如陈承溶、林启荣等人，此事已令杨秀清如鲠在喉，杨秀清并不希望有北殿的兵马进驻天京附近，再带坏了其他人。

    南中国海，一艘悬挂米字旗的蒸汽通报舰在三艘蒸汽快艇的掩护下昼夜向北疾行。

    英国驻华全权公使兼港总督包令就在这艘蒸汽通报舰上。    船沿海北上，经停福州、厦门、上海、登州诸口。

    在福州，应怡和洋行、宝顺洋行等英资洋行代表的诉求，包令以英国驻华全权公使的身份亲自就不久前的近二十万海关担茶叶交易的商业欺诈行为，向闽浙总督王懿德，福州将军东纯等人提出诘问。要求闽浙总督王懿德，福州将军东纯就此事给个说法，并出面妥善解决此事。

    闽浙总督王懿德，福州将军东纯等人都当起了缩头乌龟，皆闭门不见前来兴师问罪的包令。包令在福州吃了好几个闭门羹。

    由于包令另有要事在身，不便久滞福州。

    无奈，包令只得悻悻离开了福州，只是经此一事，更加坚定了包令加快将上海江海关的税务司制扩展到福州、厦门，乃至其他满清控制之下的通商口岸，让英国人尽快掌握各通商口岸海关事务的决心。离开福州，前往浙江舟山的定海视察了一番后，包令便前往了上海。

    抵达上海，包令到总税务司署，同李泰国、赫德盘桓了半日，又视察过问了一番上海总税务司署的情况。

    李泰国、赫德的能力包令还是非常满意的，两人主持的上海总税务司署已经彻底取代旧有的江海关，包揽了上海的一应海关事务。

    比起在福州的不愉快，在上海的这两日，包令的心情无比畅快，带著愉悦的心情离开了上海继续北上。船到登州，只添煤加水，再往北，便是包令并不陌生的天津。

    当初北上军事冒险，包令曾经在天津这座城市待了一年多的时间。

    包令自天津换乘微型火轮溯河而上，过通州，来到了满清的首都京师。

    说起来夷使进京，原不是这般容易的事。

    清廷向来无所谓外交，毕竞四海之外，无非理藩。    福寿膏战争之前，在朝贡的老例里，天下只有一君万邦。

    早年俄国使臣来华，循例由理藩院接待；其余各国使臣，则归礼部管。

    直到福寿膏战争挨了打，清廷才稍有变通，由两广总督另加钦差大臣衔，专办与欧美诸国的交涉，唤作五口通商大臣。

    最后一任五口通商大臣是两广总督叶名琛，后来广州为彭刚所据，叶名琛沦为彭刚的阶下囚，传统的五口只剩四口，这个差使也就无从办起，清廷索性不再设五口通商大臣了。

    再往后，英夷会同法夷再度来犯，清廷招架不住，只得陆续签下《通州条约》等一干不平等条约。条约一签，各国便相继在清国设使馆、派驻使节，英、法、俄、美的公使，甚至拿到了进京驻节的权益。

    可列强又不肯将就旧例，不肯以蛮夷的身份，在朝贡的老套子里同理藩院打交道，照会一封接著一封送到咸丰案前，要求设一个专门的衙门，由朝廷重臣出面，同各国正经办交涉。

    如今的清廷，统治处处仰赖英人，英夷这层要求，不能不慎重掂量。

    于是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便设了起来，由恭亲王奕诉出任管理大臣。

    总理衙门之下，辖著三个要紧的下属部门。

    一是总税务司署，设在上海，主官为英国人李泰国，副官为英国人赫德。

    名义上总税务司署是总理衙门的下属机构，实际上却把持在英人手里。

    二是海漕署，专司协调海漕，由清、英共管，负责和英资洋行合作的海漕事宜。    三是通商署，负责管各口岸通商事宜，是三个部门中唯一个名副其实的总理衙门下属衙门，受英人干涉最少。

    近来，奕近又提议设立同文馆，专司培养通晓洋文洋语的通译之才，只是还在筹措之中。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成立未久，论资历，朝中比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老的部院有的是。

    可论要害，如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于满清朝廷而言较为重要。

    大清的江山撑不撑得住，一半看短毛发逆何时真正北伐，一半要看洋人，尤其是英夷的脸色。正因如此，包令的船一进大沽口，沿途驿站先一步把消息送进了城。

    包令进得京师，却见不著咸丰皇帝。

    天子岂能轻易同夷使对面？三跪九叩的礼数，两边扯不清。

    再者，包令曾经和法夷将领一同进攻，逼得咸丰北狩承德，此事是咸丰心里永远无法愈合的伤疤，咸丰对包令的痛恨厌恶程度不亚于对彭刚杨秀清等人，见了包令也膈应，索性就不见，眼不见为净。当然，咸丰可以不见包令，但大清朝廷眼下欠著英夷一千二百万银圆，军火、海漕等关乎大清存亡的要紧事务皆仰赖英夷，英夷的诉求咸丰自然不能无视。

    当前数万英夷夷兵陈兵广东沿海，这些英夷夷兵可以打短毛，也可以打他大清。

    咸丰也不想惹恼包令，致使英夷再度北上犯顺，逼得他再度北狩，毕竟一次北狩已经够丢人了。咸丰遂令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管理大臣恭亲王奕近代自己出面和英夷夷使包令接治。

    恭亲王奕近端坐上首，这位咸丰的异母弟年纪虽轻，肩上却担著清国同洋人周旋的第一重担。奕近下手坐著一干属员，通商署的、海漕署的都在。

    包令进来，依洋礼脱帽鞠躬，奕近欠身还了半礼，让茶。    咸丰觉得包令令人膈应，奕近同样也觉得包令令人膈应。

    奕近不是第一次见到包令，当初签订通州条的时候，奕诉已经见识过包令的咄咄逼人。

    寒暄不过三两句，包令便切入了正题，气势汹汹地开始兴师问罪。

    「王爷明鉴。本使此来，有公事数件，头一件，乃我国商人在福州、厦门茶叶贸易遭遇贵方严重欺诈一事，闽浙总督王懿德、福州将军东纯等一班官宪，许我国商人近二十万海关担茶叶，定金都收了，可临近交割之际，却以次充好，甚至以树叶沙土冒茶欺骗我国商人，我亲自登门讨要说法，督抚衙门与将军衙门又互相推诿，将我拒之门外，此事贵国必须给个说法和交代！」

    堂堂大清亲王，当著这么多僚属的面被包令这个英夷夷使气势汹汹地数落，恭亲王奕诉面子上也挂不住，脸色很是难看。

    福建官员对英资洋行的巨额茶叶贸易商业欺诈一事发生在近期，福建和京师相隔甚远，加之南方受战乱影响，福建和京师的消息传递并不畅通，恭亲王奕近对此事并不知情。

    恭亲王奕近一度怀疑包令他娘的又是来找茬索要好处的。

    毕竟二十万海关担茶叶的商业欺诈这事听起来实在是耸人听闻，令人难以置信。

    再者，福建什么都缺，唯独不缺茶叶。

    王懿德、东纯等人再不济，再贪，也不至于拿树叶沙土冒茶这等低劣的伎俩来糊弄英夷夷商吧？「包公使息怒，此事是不是有什么误会？」恭亲王奕近压制住心中的怒火说道。

    包令闻言朝随员递了个眼色。随员捧上一叠文卷，双手推过茶案。

    「此事不是我信口雌黄，一桩一件，都有案可查。本使北上途中，在福州、厦门亲自验过那些所谓的茶叶！此风一长，往后谁还愿意和大清国做生意？生意一断，大清国又去哪里收关税？」    包令之言令奕近为之动容，南方糜烂，大清的财政本就紧张，已经窘迫到了向英夷借款度日的地步。包令并非危言耸听，眼下夷税（关税）于大清而言确实是非常重要的财政收入来源，不可不重视。包令这副胸有成竹的样子，此事不像是他捏造的。

    再者，恭亲王奕近也敏锐地意识到此事恐怕没有表面那么简单。

    在不缺茶叶的福建，王懿德、东纯等人以树叶沙土冒充茶叶这等低劣的做法试图蒙混过关，不是单纯的贪能解释的，说明很可能短毛或者长毛的手已经伸到了福建的茶区，以致王懿德、东纯等人在短时间内确实拿不出英夷夷商所需的茶叶完成交割。

    福建的局势，恐怕也已经糜烂到了难以想像的地步。

    恭亲王奕诉没有作声，只示意通商署的官员把文卷收下。

    包令缓缓续道：「可这般行径极为恶劣，我国政府断不能坐视不理，故本使代表英国政府，郑重要求贵国即行将税务司之制，推广至福州、厦门两口。

    上海口岸施行税务司之制，货有税单可查，银有簿册可凭，官吏无从上下其手，外国商人受了冤屈，也有处可诉，贵国的关税收入也有所增加。如此，方是两国商民之福，亦是清英和好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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